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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湛的一番侃侃而谈，确是为了说明刘昙这回之所以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。
“自太宗帝灭南越一国，收大周辖治，起初土族多生暴乱而不服教化，朝廷为镇乱局而多消耗，武宗之后虽有改善，为行教化德治，曾经也花废许多力气，数回鼓励民众南迁，鼓兴农耕，逐渐同化土夷蛮族，却一直实行轻徭薄役，使南越之民休养生息而服从管治，这一善政的确大见成效，岭南虽远离京治，近百载以来，也时有汛涝、飓风之灾，然而百姓却并未遭遇离乱饥寒，并非时人以为贫脊凄苦。”
更不说自从在广州设置市舶使以来，引蕃舶往来，致使商贸有了极大发展，当地大族富贾财产剧增，一定程度上当然也会让百姓受益。
那么按理来说，广州都督治下应当安平富足，能得安居乐业的百姓何至于逆谋暴乱？
“是刘昙利用仁宗朝察隐扩田之善政，厉增赋税力役，然而暴征所得却并未上交朝廷，而被其贪昧，土族更是被其胁迫，非但田税俱增，并服开矿渔猎等重役，刘昙打着朝廷旗号，却将矿产裘皮等物倒卖藩商，都督府诸多属官因而牟取暴利，只不过土族民众再也难以安居乐业，甚至不少苦累而死。”
听到这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