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泰西各国书籍，其句读勾勒，讲解甚烦。若是句意义足，则记‘。’；意未足，则记‘，’；意虽不足，而义与上句黏合，则记‘；’；又意未足，外补充一句，则记‘：’；语之诧异叹赏者，则记‘！’；问句则记‘?’；引证典据，于句之前后记‘“”’；另加注解，于句之前后记‘（）’；又于两段相连之处，则加一横如‘——’。”
这是19世纪后期，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所著的《欧美环游记》中，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的一段文字。 他也是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。
晚清时期，西风之东渐越来越甚，西文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熟悉，其标点符号之方便，也时时刺激着大家的改革热情。
1897年，有个姓王的东莞人，取中国原有的“圈”和“点”，及西文中的“句读勾勒”，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。由于合乎实用而有人接受，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著名教授、作家均表欢迎并应用。
1920年2月2日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——《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》，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《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》。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，成了语言文化发展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