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。因为它可操作性强，简单明了。每个男丁一年交两石粮的租、20天代役钱的庸、两丈绢的调就可以了。百姓交的明白。官府收的明白。
不像以前，官府要根据每户的人口数、男丁数、财产数、土地数、产量等各种因素确定一个税额。官府算得麻烦。百姓听得糊涂。
租庸调制只要搞明白每户男丁数就可以了，有几个男丁交几份税。税额是固定的，不用算。
有人估算过，唐朝的租庸调折合税率是百分之八，相当于汉代的“十五税一”。税率也是非常低。
另外，劳役可以拿钱买，不愿服劳役可以掏钱找人顶，也就是以庸代役。农民因此可以专心生产，不用再担心农忙时人手不够。
不过，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。如果均田制被破坏了，前提条件不存在了，租庸调制就显现出非常大的弊端。比如说，唐朝初期人少地多，一个男丁一百亩田的分配制度能够执行下去，一人一年两石粮的租也不觉得高。到了中期人口越来越多，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，一个男丁可能只能分到七十亩、三十亩、甚至十几亩田，仍然按一丁两石的标准收租就有点让人吃不消了。
因此，租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