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便用特权来破坏规则，这便是不能忍受的事情。
这样的行为在所有人眼中，不是帝王在使用特权，而是小人行径。
虽然这是互相矛盾的事情，但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起到了对皇权的约束作用，并且赵祯也没有对这样的思想进行干涉。
大宋正处于一个思想变动的时期，这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不断出现所导致的，这些思想中有些甚至比较极端，认为华夏的历史就是汉家在谱写，和其他的民族没有任何关系，世界上也只有汉家才能称得上是正统，其他的任何文明都是鄙夷的存在，都是荒蛮未开化的存在。
国家的的强大必然会出现民粹主义，即便是深受儒学熏陶，拥有更多包容性的汉家王朝也不能例外。
强大的力量和财富已经让有些人飘飘然了，但赵祯从未有过这种放松。
包拯便是朝臣中的代表，他代表的不是民粹主义，而是理智和礼法，这两样东西几乎是朝堂上最为看重的。
包拯只是其中之一，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礼法和智慧的拥趸。
当然，这在赵祯看来也是好事，尊重礼法的人，自然也尊重法律，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成为法律的拥护者，依法治国难道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