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助我大业，我怎能反而扣他妻小为质要胁防范，这样行为，岂非大寒忠良之心？”
一番场面话引来诸多僚客连声赞叹“殿下仁义”，实则蜀王自信他为明主杨怀犀绝不至于改投晋王妃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根本不惧杨怀犀会背叛出卖。
虽说杨怀犀一度作为蜀王予以信重的第一谋士，知悉不少机密，可蜀王眼下已经并不需要再向太后隐瞒他的野心，无论有无杨怀犀告密，他与韦太后之间的生死之战都是在所难免，杨怀犀手上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，提供给韦太后将蜀王名正言顺地问罪处刑，蜀王哪需忌惧杨怀犀出卖，倒是任由他举家投往晋阳，进一步成“礼贤下士”“用人不疑”的美名，吸引更多贤良心向，尤其是那些正统派，蜀王声誉越佳，才越能让他们相信蜀王虽为天子生父，却绝不会效仿韦太后专政覇权，操控天子如傀儡。
正因为蜀王原本对杨怀犀成功取信晋王妃并没有多少指望，得知其竟然计成，颇觉奇异，不过看完杨怀犀那封密报，疑心方才彻底打消了。
原来杨怀犀在信中，是这样一套说法——
得知广阳事急，晋王妃亲往坐镇防止疫情扩散，杨怀犀坚信这是一个绝佳时机，故主动随往，佯作为防治疫情尽绵薄之力